百丈关之战中天载配资 ，红四方面军损失惨重，超过一万人伤亡。
百丈关战役是1935年红四方面军南下途中，与川军爆发的一场极其激烈的战斗，其惨烈程度仅次于著名的湘江战役。不同于湘江战役的被动防守，百丈关之战是红军主动发动的进攻，尽管战役一度被叫停，徐向前总指挥仍坚持推动这场战斗的开展。
徐向前从一个山西籍默默无闻的教员，经过12年时间，成长为红四方面军统领千军万马的总指挥。这个曾被蒋介石在黄埔军校面试时评为“没出息”的山西小子，最终成为一位叱咤风云的军事将领。
1929年5月，师长吴光浩牺牲，徐向前接任红31师副师长。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，他屡次击败徐源泉（48师）、夏斗寅（13师），最终被任命为工农红军第1师师长兼第一军副军长。1930年，他率部南征北战，连续战胜川军郭汝栋、老师钱大钧、豫军戴民权、中央军何成浚及西北军吉鸿昌。
1931年3月，徐向前在双桥镇战斗中重创敌军34师，致使师长岳维峻被俘，第一次反“围剿”战役圆满结束。1933年7月，32岁的他被众望所归，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，带领部队成功抵御蒋军20多万人的“六路围攻”。在反击中，红军击溃了8万川军，一夜之间俘虏近2万敌军，使得川军名将刘湘对他产生了深深的恐惧，甚至闻名色变。
展开剩余87%当两支红军会师时，红四方面军兵力达到8万人，是红一方面军的八倍之多。徐向前运筹帷幄，指挥若定，战绩斐然，几乎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。同一时期，鲜有人能与他匹敌。
然而，战场上没有永远的胜者。红一、四方面军会师后，红四方面军离开红一方面军，继续南下，计划开辟新的战场，目标锁定四川。
1935年10月20日，朱德和张国焘批准并发布了《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》，这一决定背后蕴含多重考虑。四川素有“天府之国”之称，远胜贫瘠的陕北；蜀道险峻，是建立根据地的绝佳地理屏障。此外，川军近年来多次败于红四方面军，早已对徐向前心存“恐徐症”；再加上红军中许多川籍士兵，士气高昂。因此，红四方面军提出振奋人心的口号：“打到四川吃大米，打下成都过新年！”
于是，1935年10月，红四方面军开始了南下征程。历经雪山和草地的严酷考验，部队变得更加坚韧、成熟、勇猛，他们如破竹之势，直扑川西平原。
10月上旬，红四方面军发动了绥崇丹懋战役，经过十五天鏖战，彻底击溃了川军六个旅，旗开得胜。10月24日，红军从懋功阿坝州出发，迅速击溃杨森部队，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，一举攻下宝兴、天全、芦山三县城，歼灭敌军五千余人。随后的十多天里，红军消灭敌军超过一万，红旗遍布巧崃山西侧、大渡河东岸、青衣江北岸以及懋功南部广大川康边境地区。
红四方面军的强势攻势和快速推进，令川军统帅刘湘措手不及，心神俱震。红军高层张国焘和徐向前倍感振奋，决意继续向名山、邛崃挺进，长驱直入，直取川西平原重镇成都。
面对红军的猛攻，刘湘终于坐不住了，倾尽全力抵御红军南下。双方剑拔弩张天载配资 ，一场恶战在所难免。
为备战百丈关战役，红四方面军集结红9军、30军、31军等十五个团，共约两万余人。刘湘则孤注一掷，调集85个团和9个独立营，合计兵力超过二十万人。
11月13日，百丈关战斗爆发，红军中纵队全员及右纵队15个团，对百丈镇发起猛攻。经过数日激烈厮杀，红军击退了敌军六个旅的反扑，占领了百丈镇，首战告捷。
但川军随后不断增援，兵力迅速膨胀至十万。尽管川军整体战斗力不强，但拥有重型武器支援，且蒋军派遣飞机空中支援。红军作为进攻方，在百丈一带开阔地形中作战处于不利地位。
11月19日，川军十余个旅在飞机和大炮掩护下，从北、东、南三路向红军发起进攻。红军在长达十余里的弧形阵地严阵以待，激烈战斗正式展开。
广大红军指战员忍受着饥饿和寒冷，在山谷、农田和灌木丛中与装备精良、后勤充足的敌军较量。尽管面临劣势，红军士气依然高昂，因为川军在他们心中是多次败北的对手。
然而，敌军的飞机轰炸和大炮火力让红军难以招架，黑竹关的开阔阵地频频遭受轰炸，伤亡不断攀升。但红军将士依旧顽强抵抗，誓死守住阵地，即便失守也要拼死夺回，展开一场场激烈的拉锯战。
11月20日，敌军为了打破僵局，从水田发动几旅兵力进攻，红军以数十挺机枪进行扫射，敌军大批倒下，稻田中尸横遍野。但因交通便利，敌军不断增兵，攻势反而愈加强烈。昔日脆弱的川军此时如猛虎下山，奋力反扑。
21日，红军前锋被迫放弃黑竹关，撤退至百丈关。次日，在强大炮火掩护下，敌军攻入百丈关，红军展开惨烈的巷战。
百丈外围的水田、深沟和山丘也成为激烈战场，喊杀声震天，枪声刺刀撞击声不绝于耳，尸体遍地，鲜血染红大地和树丛。红军战士个个杀红了眼，誓死不屈。
弹尽粮绝后，他们仍用手榴弹抵抗，手榴弹用光后天载配资 ，拼刺刀厮杀；刺刀钝了，便用枪托打击；枪托破碎了，就抱着敌人同归于尽。
战斗进行至第七天，红军弹药耗尽，敌军弹药充足。虽然川军伤亡超过1.5万人，红军也损失过万人。
11月20日黄昏，徐向前与31军军长王树声来到阵地前线，望着满目疮痍的战场和满身伤痕的战士，彼此无言，眼神中透露出无奈和沉重，异口同声说：“这仗不能再打了。”
次日凌晨，徐向前果断下达撤退命令。
关于此战，张国焘曾经试图叫停。10月31日，他致电徐向前和陈昌浩，对继续南下攻击提出质疑，明确要求停止作战计划，改为西进康区：
“依各方面形势来看，政治局势有利于我们，我们必须准备更为艰苦和持久的战争，不能再图侥幸和孤注一掷。”
“如有把握，应由右翼打天全敌左侧，或从太平、双河之间突进，不宜重兵出大川，请按实际情况决定。”
“西康为我唯一后路，不可轻视。即使道孚人口比绥靖多，康定、道孚若为我所有，粮食解决，后方广阔，还能向西昌方向发展。在敌能守住邛、大、名、天、芦碉堡线时，应不失时机夺取康定为佳。”
当时徐向前和陈昌浩正在指挥部队前进，未回复电报。张国焘无回音，11月6日再次致电徐、陈，重申西进康区：“沿路病号多，各团人数少，无多补充，敌军集结，继续攻击难以大胜，占地亦难巩固。”
张国焘让他们查明沿金川两岸调动兵力，夺取康、泸办法。这说明张国焘已经意识到：红军经历南下艰苦战斗后，已精疲力竭，无力再打大规模战役。
最初张发电报时，徐、陈正指挥前进，未回信。红军当时处于攻势，士气正旺，徐向前坚信继续作战计划，11月7日回复坚持执行。
徐向前回忆：“战役中，红军是否主力向西取康定、泸定，还是东攻名山、芦山存在分歧。张要求重点夺康、泸，作为西康战略后方发展。我与陈认为应坚持原计划，重点加强左翼攻势，夺取天、芦、名雅为上策。”
徐向前元帅在《历史的回顾》中坦言失利原因：
一、低估川军死守决心和战斗力。此前红军多在敌军后方作战，川军对此输赢无所谓。但当红军意图占领成都时，川军无路可退，军阀放下成见联合抵抗，誓死一战。
二、天气恶劣且不熟悉地形。川西深秋常被云雾笼罩，雾气弥漫，有干部在平川地带甚至迷失方向，徐向前本人也曾在战场附近的小山包上绕了好久才找到指挥所。
三、战场选择不当。百丈关多为丘陵地形，不适合红军惯用的游击战术。
四、兵力分散，口号喊得响但兵力不足。百丈关作为隘口，兵力难以展开，而隘口南方的川军却能不断增援。
总之，这场战败是在连续胜利后，红军未能保持冷静，轻敌所致，印证了“骄兵必败”的古训。这也是徐向前军事生涯中罕见的一次失败。
百丈关战败标志着红四方面军南下战略的挫折，部队元气大伤，最终到达甘孜时，仅剩约四万人。
那么，百丈关战役中川军伤亡超过1.5万人，红军伤亡近万人，为什么原有8万红军后来只剩4万？
一是战略撤退途中多次遭敌追击，造成持续伤亡。撤离百丈关后，红四方面军在天全、卢山、宝兴地区与川军对峙，但薛岳率嫡系部队赶来，兵力悬殊。红军被迫后撤，薛岳部紧追不舍，在荥经发动猛攻，突破防线，红军伤亡惨重，撤至青衣江以北。1936年2月，红军继续撤退至道孚、炉霍、甘孜，零星战斗不断，伤亡持续。
二是翻越夹金山及三过草地过程中，寒冷恶劣的气候导致大量减员。1936年2月下旬，刘伯承、李先念率红三十军开路先锋，红四方面军开始转移。此时寒冬凛冽，最低气温达零下二三十度，长时间作战和行军令士兵疲惫不堪，食物不足，抵抗力下降，冻伤倒下者众多。夹金山一带物资极度匮乏，红军再次损失惨重。1936年7月初，红二、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合，三过草地期间再次出现大规模减员，令人痛惜。
三是反常气候加剧补给困难，非战斗伤亡激增。百丈关后，夹金山附近丹巴、懋功地区突降罕见大雪，严寒阻碍交通，军粮筹集困难，棉衣和药品极度匮乏。
1935年9月南下时，红四方面军约8万余人，次年4月整编至甘孜时锐减至约4万，许多英勇的红军战士永眠于夹金山冰雪和草地之中。
百丈关战役虽惨败，却留下宝贵教训。失败乃成功之母，正是凭借汲取的经验，红军得以百炼成钢，继续壮大。徐向前元帅也因此更加成熟和老练，重新扬鞭策马，驰骋战场，再创辉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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